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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鲁迅的《故乡》创作于1921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说实话,鲁迅的这篇文章我们很熟悉,但学生时代根本看不懂鲁迅,没有社会的磨练,能有记得读得懂鲁迅呢?
文章一开始,鲁迅就讲述“我”要回乡了。在外谋生多年的“我”,终于踏上了归乡之途,内心自然有掩饰不住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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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什么呢?期待的故乡人和景。那是熟悉的景色,那是淳朴、纯真的景色,尤其是那时的人。儿童的我们似乎充满了天真无邪,尤其是少年闰土给我印象深刻。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生活在高墙之中的“我”在闰土的带领下,知道了下雪可以捕鸟,海边有五色的贝壳,西瓜有危险的经历。虽然身体仍生活在禁锢之中,可禁锢心灵的墙已被闰土拆掉,心灵也飞向广阔的世界翱翔。
自由,心往自由,自由的天空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少年这段亲密无间的友情和自由自在对于多年来辛苦辗转的孤独游子——“我”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慰藉,时时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可是当“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后,故乡之变却让“我”措手不及。故乡和老屋都变了。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眼前的故乡只让“我”感觉到“悲凉”。老屋也不再是“我”的了。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卖给了别姓,“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而多年未见的闰土更是样貌变化极大,“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头顶着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
当然,给“我”更大震撼的不是闰土样貌的变化,而是精神的变化。再次见到“我”的闰土“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到‘老爷!’”
他不仅自己叫“我”老爷,还让水生给“我”磕头,一瞬间,我们之间有了一层厚厚的障壁,“我”竟然不知道说什么。
不仅是闰土,就连斜对门的杨二嫂也变化很大。小时候擦着白粉,终日坐着,人们都叫她“豆腐西施”,但现在却是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张着两脚,像一个圆规。不仅轻易对我下着“阔了”“愈有钱,愈是一毫不肯放松”的定论,还一边说,一边往外走,还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三言两语,那种贪小便宜,言语中带有几分吹捧,但又有几分讽刺挖苦的意味。对于曾经的熟人,如今发达了,他们虽然有些不屑一顾,但还是充满羡慕,羡慕之余就是嫉妒,恨自己没本事、没发财,还守着一亩三分地。
在一个极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评价图表的调节空间会大大减少,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便更倾向于引发人们的嫉妒,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嫉妒。
面对这些变化,“我”有些无所适从,多年以来,对“我”来说,故乡早已在回忆中成为了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外遇到种种磨难,无论多么失望,一想起故乡便有了几分安慰。如果说,初入故乡看到的那些景象让“我”感到回忆和现实的不同之处,那么故乡里出现的人,闰土的辛酸麻木和杨二嫂的尖酸刻薄便让“我”真正从回忆中走了出来,尤其是闰土。
如今的闰土已经被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内心不平,却又无力反抗,更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现状。他要了鲁家的“香炉和烛台”,可能是想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希望神灵能帮助他摆脱现实的穷困和痛苦,希望能交上好运,改变这苦难的现状。
那么,是什么把这个活泼伶俐、勇敢能干的少年变成为一个愁苦不堪、迟钝麻木、卑微的人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是那个黑暗的社会。
鲁迅所处的时代,社会黑暗,战乱连绵,军阀割据,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其无耻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那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官吏,都无耻地剥夺和折磨千百万人民,愚弄他们。
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落后的清王朝,但社会现状和民众的精神现状根本没有一丝的改变。广大的民众依然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甘愿做奴隶。
他们在政治上遭受压迫、欺凌,没有安全感。经济上备受剥削、敲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精神上被奴役、虐杀和愚弄,变得麻木、愚昧、冷漠。社会充满了等级、不平等、不公、剥削、压迫和奴役。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暴政社会没有丝毫的变化,即便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皇权专制的体制依然存在。虽然自由、平等、科学、法治的思想已经传入,但人们其实没什么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和法治,也不懂得如何构建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
他们革命只不过是被奴役太久了,迫于无奈。他们只是期待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来结束这个乱世,来结束这腐朽不堪,过安稳“坐稳了奴隶”的生活罢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好怎么从真正的底层逻辑来进行一场范式改变,所以革命之后,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权力高度集中于统治阶层手中,社会变得日益专制、等级森严。
高高在上的“王”和围绕周围大小官吏们统治着庞大的社会,他们对内进行全面和严格的控制,权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上进行残酷的剥削,政治上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压迫,在思想上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欺骗麻痹,要民众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的精神状态只能是“臣诚惶诚恐”,逆来顺受、顺从、服从。
这是长期专制社会养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底层老百姓的一种适应社会的方式,一种生存方式。
鲁迅早就看清了这个社会,于是通过呐喊来呼吁,甚至他已经认识到呐喊的前提就是民众思想的觉醒。可惜的是,鲁迅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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