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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岁那年，在一个绿皮本上写诗，第一首叫《绿色交响乐》，被母亲偶然发现。她说：“倒有些‘新月派’的味道，不过现在是新时代，你不要学那种旧格调！”我驳她：“我看过鲁迅文章，知道‘新月派’不好，我怎么会去学？何况我到哪里去看‘新月派’的诗？我一首也没有见过啊！”听完，母亲也就算了。那一年我订了《文艺报》，那时的《文艺报》四开，左侧有骑马钉，是杂志，但在封面报头下就刊发文章，又很像报纸。记得有期封面的文章标题赫然是《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署名唐挚。父亲瞄过几眼后说：“能跟周扬同志商榷？看来真的是推行‘百家争鸣’了！”那时《文艺报》为周刊，有一期发表了个座谈会报道。与会者里有个陈梦家，当时已经搞文物研究，但作为三十几年前的“新月派”诗人，又被请出来重返诗坛。他在发言里自称：“我是出土文物。”但他似乎也还没有马上出版他的诗集。我问父母当年是否读过他的诗？母亲说记得一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父亲说连这句也不记得，但见过照片，是个美男子。我那时就想获悉陈梦家除“一朵野花”以外的其他诗句。

那一年又开始了普选。母亲参加街道工作，为此忙碌。我未成年，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然置身事外。如今从人民网上查到：1953年4月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序幕。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钱粮胡同的部分选民，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发放选民证，我在家里隔着有花式隔栅的玻璃窗，能望见那边马缨花树下的景象。母亲自然是张罗者之一。她在回屋取东西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幺幺，隔壁的陈梦家先生在帮忙核对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吗？”我就赶紧隔窗窥望，于是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进入我的视野。他虽然穿的也是蓝布的干部服，但是浓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衣裤和皮鞋一尘不染，一脸蔼然的微笑，在那里与一些人交谈。

三十二年以后，我和唐挚成了邻居。唐挚是笔名，真名唐达成。再两年以后，我们都赋闲，有时我就去他家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陈梦家。达成说梦家不仅诗好，还是古文字专家，家里收集的明式家具，价值连城，美轮美奂。我补充说：“还是个美男子。”达成淡淡地问：“你见过？”我告诉他：“那时我家住钱粮胡同35号，是海关总署宿舍，很大的院子，隔壁34号缩进一块，是个小四合院，那就是陈梦家的私宅。”达成想了想，摇头：“不对吧。北京的门牌，都是路这边单号，路那边双号，34号怎么能跟35号挨着？”偏那时候我正研究北京的胡同，就告诉他，原来北京街道胡同的门牌编号都是从一边编起，到头后再拐到另一边，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改成一边单号一边双号的。达成感叹：“多少事，多少变迁，越往后越难弄明白了！”我就把当年隔窗窥望陈梦家的故事讲给他听。达成叹道：“我那时候糟糕，毕竟是写了大块文章跟周扬叫板。陈梦家只不过是有一次发言，建议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他是研究古文字的，他的意见可供参考啊。”

达成的话令我忆起母亲讲到的情况。母亲说，她去34号院请陈梦家帮助街道核对选民证，他很高兴，说应该出力。可是就在我们院那棵马缨花树下，有位七十一岁的选民，不接他那张选民证，他说自己七十年来一直姓葉，现在凭什么给他改成了姓叶？如果接过那张证，他怎么对得起葉家列祖列宗？他竟声泪俱下。那一年刚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有的字，确实简化得好，比如把“體”简化为“体”，“人之本为体”嘛，“幣”简化为“币”，也很容易接受，“樹葉”简化为“树叶”还好，把姓氏“葉”简化为“叶”，人家一时难以接受，也应该理解。母亲当时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笑的插曲道出。她还讲到，陈梦家建议在选民张榜时，遇到每个姓名中有被简化的字时，后面加一括弧将原来写法列出，不过他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那么，当年陈梦家之所以发表“文字改革应当慎重”的观点，是否也与他那天在我们院子马缨花树下的遭遇有关呢？

我四十四岁那年，在一个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见到赵萝蕤女士。我知道她是陈梦家的遗孀。但那时候也还没有《梦家诗集》出版（在我六十四岁的时候中华书局才出），我也仍然只是知道梦家有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的诗，但我知道赵萝蕤女士恰是美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长诗《荒原》的中译者，两个“荒原”令我有宿命的惆怅。我那时候也知道，赵女士住到美术馆后街她父亲赵紫宸家去了。那次我和赵女士邻座，她知道我，我也知道她，但是她没有问及我的写作与编务。我心里有陈梦家，有《荒原》，有钱粮胡同，但我们彼此没有以上内容的交谈。我们谈及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CD盘在中国还远没有普及，我们家里都只有收听大唱盘和盒带的音响，我们各自道出最近最心爱的盒带。她听说我有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弗兰克的盒带，眉毛上挑，非常惊异：“你哪里得来的？从巴黎买回的？”我就告诉她，是在金鱼胡同东口对过（现已拆辟为金宝街）的一家国营商店买到的。那一家专卖进口的大唱盘和盒带，时常可以遇到很特别的品种，比如弗兰克的这盘管风琴曲，他们只进口了两盒，我买时仅剩一盒。说到这里，她笑道：“那盒该是我买啊！不知究竟谁给买走了！”我就表示将我那盒赠予她（我知道她父亲是神学家，弗兰克的管风琴曲多为圣乐），她说：“哪能呀，咱俩互通有无吧！都允许对方翻录，完了物归原主，好吗？”一言为定后，我首先将弗兰克的盒带换来她的好版本的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后来我们又有所交换。但这种美好的交往未能持续。我五十六岁时从网上看到赵女士去天堂与梦家会合的消息。下一年，达成兄去世。再一年，赵家那极具文物价值的四合院被拆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